我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政策思考——以合川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对策为例(二)

    （三）未接受救助的职业乞讨人员生活状况

    调查资料2：从走访调查合川区民政局，区救助管理站还了解到，由于取消了收容的强制性措施，一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到救助站来接受救助，就形成了以下现象：在我区的瑞山车站路段、塔尔门广场、车站、重庆百货商场门口、欠长路步行街，塔尔门新华书店至邮局段，各大酒店旁边等人口密集地方，一些装扮“学生”、“母女”、“老人”、“残疾儿童”等各个角色的职业乞丐频频出现，尤其部分职业乞丐特别是乞讨儿童还被一些“组织者”暗中监管，沦落成为替人赚钱的工具。调查资料3：甚至在车站、广场、繁华路段有人拉人强行乞讨，有的还拦车乞讨。这样一来，未接受救助的职业乞讨人员不仅生活堪忧，也给社会市容添乱，加强救助管理已势在必行。

    二、合川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类型

    对于合川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

    1.原生型乞讨

    原生型乞讨人员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因种种原因残疾，个人或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又缺乏社会救济，无能为力，只能通过乞讨行为获得基本生存。

    2.职业型乞讨

    职业型乞讨是以流浪乞讨为生财之道，常年行乞，甚至举家乞讨，装扮成可怜巴巴的。利用人们的好心进行乞讨。又称之为好逸恶劳型。

    3.工具型乞讨

    工具型乞讨，他借助理性弱势，利用婴儿、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为工具进行乞讨。利用社会上人们的爱心、善心进行乞讨。

    4.幕后操控型乞讨

    操纵者具备劳动能力但受不良价值观影响，通过哄骗、利诱等方式控制老、幼、病、残等，把他们组织起来，经过培训，操纵乞丐从中获利。他们对行人强索强要，残疾示弱，谎言骗托等。我们认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定位应做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既包括少数无家可归或者有家难归的城市居民，也包括流动人口中的农村困难群众，而绝大多数是后者；流动人口困难群众中，既包括一部分困灾害、因生活贫困到城市流浪乞讨的农民，也包括一些流入城市务工、寻亲访友遇到临时生存困难的人员，而后者更具有临时性、突发性和救助的迫切性[1]。

    三、合川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政策变迁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收容遣送制度始于1961年制度化于1982年，废止于2003年，历时40余年。最初合川区在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采取的是收容遣送办法。其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从最初对游民的收容遣送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2003年3月发生孙志刚案，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事件，并暴光了许多同一性质的案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抨击，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这已是不小的进步。

    四、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对合川区社会的影响

    随着合川区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分化情况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日益成为合川严峻的社会问题。虽然区政府高度关注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问题，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分布杂、生存状况堪忧，加上对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管理起步晚，必然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增加，强行乞讨、恶性乞讨、职业乞讨泛滥。这对城市管理而言，必将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关系到合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合川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影响合川区社会形象市容市貌

    影响合川区社会形象市容市貌无论是乞讨者的个人形象，还是乞讨者的乞讨行为，都严重影响合川的市容市貌和城市形象。

    （二）影响人们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

    流浪乞讨人员影响人们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现在乞讨手段多种多样，真假难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常常被欺骗，导致很多人现在拒绝乞讨者。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们的同情心。

    （三）影响城市交通秩序

    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城市交通。有的乞讨者在交通要道乞讨，有的在红绿灯处向驾驶员乞讨等，有的在街面乞讨，都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秩序。

    （四）影响公共卫生，危害群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