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政府管理的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

二、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政治因素影响。

（二）经济因素影响。

1、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

2、人民币正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3、国内产业风险。

（三）社会发展因素影响。

（四）生态因素影响。

三、我国现有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组织结构的僵化。

（二）缺乏管理的宏观视角。

（三）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

（四）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落后。

四、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思考。

内 容 摘 要

世界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会。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要求。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加快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有效转变政府管理的体制和效能……

关键词：全球化、政府管理挑战、政府管理问题及改革思考

全球化与政府管理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会。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要求，全球化进程中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问题也日益为各国政府所密切关注。

一、全球化背景。

从生产力运动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多了国际投机，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

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管理又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呢？又该如何来应对？

二、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如何抑制其消极因素，以免除其对本国的伤害，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是带有共性的问题。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阶段不同，各国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弄清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认识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普遍性，更不是要号召人们加入反全球化者的行列，而主要是在其普遍性的逻辑下，具体分析影响国家的具体因素。由此观察全球化进程中的、处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我国，我认为目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政治因素影响。

政治问题从来都是与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诸多的政治、军事问题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综观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史，我们便不难发现，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作为国家间利益调整的主要形式，始终着牵动着国际政治的敏感神经，从而导致国际政治权利对经济全球化的强力干预以至扭曲。政治服务于经济，并高于经济，几乎是贯穿于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某些形式的变化，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冷战思维并未因此而终结，相反新的冷战和暗地里的较量却因国际政治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而呈现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在很大程度了增加了我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难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有洞见。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就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实践证明这一预见无比正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西方垄断资本联盟，一方面利用其把持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权，极力推行“边缘化“政策，将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国际经贸决策层之外，以维护其苦心经营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以援助为诱饵、以制裁为要挟，对他们的圈外国家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施压，不断演绎西化、分化的伎俩，竭尽遏制、演变之能事。我们要警惕并抵制夹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突出的事例：首先从中美经贸往来分分合合的历程来看，一方面美国要求我们降低关税壁垒，向他们开放国门，另一方面自己背地里又设置质量、环保、反倾销、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对我们的出口商品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造足了态势要改善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并非优惠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世银贷款、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经济问题与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政治问题挂钩，借中国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对我国内政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这还不算，美国还动用学术界起劲地鼓噪什么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制造种种事端，企图将中国妖魔化从而达到其遏止中国的不良企图。对此，有学者深刻指出：“对美国很多政客来说，一个中国特别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他们心头上的一根刺，他们做梦都想中国早日垮台、四分五裂”。散布中国威胁论，是他们遏制中国的“精湛绝活”。这种恶劣的国际政治生态无疑对我国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经济因素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由于跨国资本“无国籍”和无民族认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资本的功能。因此，外资的过度进入有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因而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新的国际权力主体一经产生，政府对于本国经济的管理不再享有绝对排他权，其政策的制订必须与国际环境协调。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国际经济安全的内容已逐渐更新，高关税、高壁垒、高补贴的老做法越来越行不通。

随着全球化的冲击，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

近年来，巨额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和超级影子国际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投机套利，通过高速运行的国际金融交易网络，进行跨国金融投机。这种影子金融体系通过各种形式规避主权国家的金融监管，不仅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也容易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严重危害会对国家金融主权。

2、人民币正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开始一直盯住美元汇率，维持在上下极窄的波动幅度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变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在当时起到了稳定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中流砥柱作用。2002年以后，由于美国通货膨胀，美元持续走弱。而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因此人民币币值相对被低估。美元兑欧元和日元2004年初较2002年同期最高贬值了31％和20％。而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的贬值幅度也同样达到了31％和20％。此时，美、日、欧盟等国家的一些利益团体，认为人民币的低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开始极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促使人民币升值。美国部分议员提出对中国“是否操控人民币币值”进行调查。一些美国政府高官也再次出面敦促我国“实施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有人甚至放言，只有人民币采取自由浮动汇率，中国才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一些西方媒体更是推波助澜，有人甚至预言，到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达到2.5比1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揣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赌博心态刺激下，国际上的各种投机资金悄然涌入我国境内，企图通过炒买、炒卖人民币大捞一把。有人预测，目前国际上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在押赌人民币升值。这种炒作立即造成美元汇率加速下滑，黄金价格节节上涨。一时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国政府面临来自金融和政治的双重压力。赞成人民币升值的观点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事实，现在人民币升值的时间越晚，我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基数就越巨大，我们将来的损失就会越大。低币值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国内产品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让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还有：对偿还外债有利；人民币升值后境外商品价格相对变低，对进口贸易有利；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增多、出口减少，可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后到境外投资费用降低，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利。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成本，影响我国产品出口，我国目前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出口萎缩将直接带来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后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成本增加，会导致外资减少；另外，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发展旅游业不利。目前，数目惊人的境外投机资金已抢先潜入，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正伺机而动，期望从人民币升值中大赚一把，而后一走了之。这些“热钱”在短期内大进大出，极易造成国内市场动荡，引发金融风险。现在人民币升值无疑是为这些投机资本“送礼”。

 显然，现在人民币升值决不是好时机。当年，日本经济正高速增长，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位，日美贸易摩擦频发。之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此后日本经济先热后冷，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的教训，无疑是今天中国的前车之鉴。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是重大的经济政策，中国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仔细筹划。

3、国内产业风险。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其一，中国企业遭遇到了知识产权之困。跨国巨头们设下的种种“知识产权陷阱”正在让中国企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关专家指出，频繁发生的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不仅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而且已经敲响了未来中国经济安全的警钟。

其二，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削弱了国内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国内的一些市场被外资及跨国巨头蚕食。

（三）社会发展因素影响。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由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得与失，已是一个严重失衡的不等式。

另外，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是收入差距拉大过快；其二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虑。社会上的这些不和谐因素无疑会对社会的发展带来影响，

（四）生态因素影响。

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

目前，中国经济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接收海外直接投资和对接全球化产业化大转移，全球产业大转移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基础性的部分。由水、土、大气、森林、草地、海洋、生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它的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就不安全。发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生态安全的底线，就有可能走到发展的反面，甚至倒退到不能生存的窘困状态。我国的生态资源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整体还呈恶化趋势，国家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生态恶化其害无穷。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严重的江河断流和污染，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激化，给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能力……

三、我国现有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低效、低能、腐败等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掣肘因素。

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是明显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典型的后发型国家。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要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政府，一个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的政府。而面对全球化，随之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因素的挑战，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显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政府组织结构的僵化。

目前政府管理活动的承载者——行政组织主要是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层级节制体系。这种政府组织结构强调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严格依照规章办事的运转机制、管理的非人格化，它与工业社会前期发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管理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到来，政府组织的膨胀、政府管理范围的扩大、社会对政府管理要求的提高，传统的政府组织体系显得日益僵化，各种弊端日益明显。最重要的表现是严格的照章办事形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政府管理人员对社会诉求反应迟钝，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其次在于庞大的官僚组织之间的组织协调非常困难，合作难以有效的实现，整体功能得不到发挥。最后在于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限制了下级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是存在着诸多矛盾，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事实上没有活力、没有竞争的组织，僵化是其必然结果。

（二）缺乏管理的宏观视角。

目前的政府管理总是陷于一些琐屑的具体事务或问题的一个方面，缺乏管理的宏观视角。特别是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他们缺少整体眼光、缺乏长远的计划，急功近利、洞泽而渔，结果往往得不偿失，比如说不顾实际情况，层层下达高指标，盲目追求利用外资数量的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了完成指标，一些地方给予外商超出国家规定的种种优惠；一些地方对外商投资项目免收土地出让金；一些地方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上先征后退；一些地方甚至不顾国家政策规定，引进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还破坏了环境和自然资源。中央政府有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国家政府事务的管理很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缺乏全面长远的宏观视角就会导致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

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艰难植入。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历程十分漫长，严峻的事实是在理论上、宣传上，我们虽然强调依法行政，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行事，不能违反法律恣意妄为。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是与全球化所不相容的。

（三）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

由于缺乏良好的机制、冗员不裁不汰，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浮于事。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总是有限的，当代政府除自身运转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外，还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预算赤字无法遏制，财政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当代国家都大多朝着福利化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了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财政压力的另一个来源在于政府管理活动的成本居高不下、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四）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落后。

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企业管理中不断的更新换代，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壮大。然而政府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上几乎固守者几十年前的状况，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文件文书的传递、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会议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己无法适应当今复杂动荡多元的社会。近年来虽然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比如引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等。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移植在内部机制没有真正改变的情况下得到的总是形式大于实质，最后免不了沦为装点门面的饰品。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了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实现，政府价值标准的异化。

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我国政府的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的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政府运作的人才队伍。在管理的手段上，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有许多办法，可以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跨国公司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劳动力用工制度，可以随时把生产转移到投资环境好，法律透明度更高，劳工制度更宽松的地区去。因此，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东西方不同国家都将掀起一场行政改革之风，也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另外，目前政府还存在着行政指令紊乱，对市场运行环境和秩序的监督体系中还有许多空白点。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加快中国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有效转变政府管理的理念和职能。

四、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思考。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国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应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全面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适时提出应对措施，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2、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体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坚持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进出口商品的经营管理，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

4、研究和制定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我国要研究制定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经济增长方式由目前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向以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为主的体现高科技特点的集约型经济方式转变，同时大力支持民族产业，发挥已有产业优势和品牌效应，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5、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当代全球经济的竞争就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应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及时跟踪世界科技的发展动态，不断提高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寻求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6、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自1993年欧盟一体化内部大市场建立以来，为其成员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和数千亿的财富收入，并有效地抵御了外部经济冲击。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发展地缘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较快，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加强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同时，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法则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改变：

1、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凌驾于一般公民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社会需求多元化，政府难以继续试图向社会提供垄断性服务。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则应从以往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2、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将不再单纯地限制市场主体的活动，而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它在理论上也不再仅仅采取单纯的管理性行政，更应当实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性行政。

3、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全能主义政府实际上就是无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通过计划手段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只有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并用，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4、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

全球化必然对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强制性要求。当前，中国政府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政府应当公布各项行政法规，特别是那些影响管理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标准或工作程序。这便是所谓的由暗箱行政转向透明行政。

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深化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惬机，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孙荣、徐红，《行政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黎民，《公共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郁建兴、石德金，“超越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转型”，《学术月刊》，2008。

4、张勤，“经济全球化与政府管理变革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2。

5、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