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事实行为具有行政行为中的根本内涵特征，属于行政行为之一，其行为可能会给相
对人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就可能会违背法律和行政职责要求，从行政法治角度，在总体上，就同样应纳入司法监督范畴，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所以，只有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可诉，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才是最大限度完整的，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其滥用职权，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其可诉性是“应当”，而非“可以”。
就此，笔者认为应从行政法治的高度理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逐步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积极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历史过渡期中，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注7）就此，笔者结合实践，深感在行政法治体系中，对行政权能否予以法律监督规范，受到行政权不当行使影响甚至遭受侵害的相对人能否获得司法救济，更是法治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据学者测计，我国现行法律中，80%以上主要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因此，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而同时，在中国历史的沉淀下，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行政权对效率的追求、首长负责制的要求、自由裁量的必要性，容易造成权力的失控和滥用，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在法律观念和机制等各方面创建和完善依法行政，才能真正而更高效地实现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目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行政事实行为予以剔除在司法监督体系之外。
（2） 行政诉讼机制要求的必要性：
有人士认为，“行政法治”并非要求一切行政行为均可诉，更非均可行政诉讼。笔者以
为诚然，但这决不能被扭曲为漠视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也是行政诉讼方式与其他诉讼方式的分水岭，既不能通过行政诉讼，又能何去何从呢？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两分法分类占行政行为的二分之一，当然，学者中认为在行政行为中还有“准行政行为”等类别，且不论行政事实行为具体所占比例如何，在前文所列行政事实行为七种类型，是相当大量和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与这样深广的存在和影响度相比，就此法学理论和司法界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长期不能纳入行政诉讼范畴，长期以来，只能就其中极小部分，通过《国家赔偿法》来试图“曲线救济”，这不能不说是行政诉讼机制的缺陷和遗憾。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深刻地把握行政诉讼的宪政机理，行政诉讼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政治确立了公民独立、自由、平等的法律地位，催生了责任政府，为行政诉讼两造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平台，因此，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才可能得到现代法治社会公众的广泛信任和坚定支持。行政诉讼机制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体现在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重，就应当体现在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增进社会公益的时代精神。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受案范围上存在歧见，现实中把握起诉条件苛刻而理解狭窄，因此，必须改革行政诉讼机制，以行政行为为标准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此解决行政事实行为等长期被据于行政诉讼门外、又无处存身的现实问题，从而真正建立行政诉讼机制的完整体系，真正落实行政法治。
在行政诉讼机制内部，确立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才能真正实现《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衔接与统一，有学者提出，应增设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确认之诉、赋予要求排除、停止侵害请求权和作为请求权。（注8）就此笔者深表赞同，由此，行政诉讼机制才能走向科学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在理论上具有应然性，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本属性的回应，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完善行政诉讼机制的必由之路。
结语——
通过上述理据探讨，行政事实行为在法律依据和理论方面应具并已具可诉性，同时具有
实然性和应然性，而现实中的关键还在于能否落实。笔者认为，当前，在司法界应当统一适用法律规范，就行政事实行为的受案标准达成共识，并建立监督机制，更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认识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以及司法者的责任，就是恰当运用司法监督权，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活动中受到不利影响的所有合法权益（除明确排除外），而不是设置不恰当的法律障碍，甚至人为地添附新的障碍，而一切法律工作者，都应当从法律的思维、法治的观念出发，客观辨析，审慎处理，既是职业，更为责任，这是笔者探讨“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性”课题中的体会，谨献共勉。
引文注释：
（注1）资料来自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注2）王岷灿: 《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注3）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完善诉讼制度，推进司法改革》，2004年10月10日在2004年诉讼法学研究会上的发言。
（注4）莫于川：《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前瞻》。
（注5）李涛：《行政事实行为的侵害性及救济途径思考》，载“中国法院网”。
（注6）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注7）王利明：《也谈依法治国》，转载自“正义网”。
（注8）陈明：《论行政事实行为》，载“中国法律诉讼网”。
参考文献：
1、 王岷灿主编: 《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4、 莫于川：《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前瞻》。
5、 黄学贤：《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可诉性——以一则行政案件为例》，载“法律教育网”。
6、 陈明：《论行政事实行为》，载“中国法律诉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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